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大潮中，人们往往扭曲了义与利的关系，认为获利必须不择手段，或者是见利而忘义。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化了的儒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中国人又在表面上耻于言利，从而使义利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墨家伦理思想，恰恰为义与利之间寻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爱人之身若己身”“爱人之家若己家”“爱人之亲若己亲”“爱人之国若己国"①，则天下就不会有人人相残，国国相攻之事了。固然，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做到无等差的“爱”。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类不需要这一可贵的“爱之伦理”。尤其在当今的工商业社会，在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已退居次要地位的情势下，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新经济伦理思想，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有人担心:把功利作为伦理的目的，其道德动机本身就不纯洁，而且还会使道德进一步退化。实际上，这是对“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一种误解。“兼相爱，交相利”，并不是要把伦理作为谋利的工具，不是要取消道德伦理的高尚性、纯粹性;恰恰相反，它是要以道德伦理的高尚性、纯粹性为前提，以人本思想为谋利行动的出发点，从而规范人们的经济(广义的谋利)行为，使人的经济活动必须是符合人性的，而不是相反。墨子《兼爱》(上中下)三篇,皆是从原因的角度来探讨天下混乱现象的。人类社会之所以现子相害，君臣相残，平人相欺，都是因为人在谋利之初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只知自爱其身、其家、其亲、其国，而不能跳出“自利”的局限，以爱己之身、之家、之亲、之国的态度来爱人之身、之家、之亲、之国。因此,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丝毫没有取消道德伦理的崇高性、纯洁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