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对开招艺术设计学的目的和作用

第一部分

简述当下设计教育的现状，面对的转变与挑战，同济作出改革

第二部分

分析改革的目的

1.应对学科专业日趋交叉融合

2.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更多高水平、宽口径设计专业人才

3.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和全球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部分：

对学生、学科建设、设计行业起到的作用，展望未来发展新趋势

当代的设计教育，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曾经，以包豪斯和乌尔姆学院为代表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通过专业细分成功地培养了工业化时代所需的专门人才。然而到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浪潮兴起、学科壁垒的消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的紧迫性，共同宣告了一个“大设计”时代的来临。设计不再仅仅是赋予产品优美外形，更是构建体验、策动事件、重塑系统的战略性行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济大学“增一停三”、开设全新“艺术设计学”专业的改革，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传统设计教育模式的警钟，也吹响了面向未来探索的号角。这绝非一次简单的专业名称更迭，而是一场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改革。

若要深入理解同济此举的目的，我们需要将其置于设计演进的历史长河与当下澎湃的技术前沿中进行双向审视。首先，其目的是为了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融合创新的教育生态。随着人造物、结构和过程之间的边界不断模糊，同济相较于乌尔姆学院的改革更为彻底，乌尔姆学院虽已倡导系统设计，但其内部的专业界限依然清晰。而同济通过停招三个成熟的“国家级一流专业”，主动瓦解了“视觉传达”“产品设计”“环境设计”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将它们转化为新专业下相互滋养的方向。通过打破专业壁垒，倡导交叉融合，优化了专业内外学科交叉的生态，提升了学生用设计介入不同类型创新挑战的能力。

其次，是为了回应社会对设计人才能力结构的深层期待。在早期的工业设计中，主要工作重点在有形的产品上(以物为主的产品上)。然而今天设计师也处理组织结构和社会问题，从事交互、服务和体验设计。许多问题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设计师已然成为了应用行为学家。在雷蒙德·罗维时代，设计是“制造的艺术”；在蒂姆·布朗的“设计思维”时代，设计是“创新的艺术”；而在今天，同济试图将设计推向“行动的艺术”这一新高度。社会与产业所面临的“未来出行”“未来健康”等议题，是任何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因此，新专业着力锻造的“设计领导力”与“价值创造能力”，其核心在于培养能统领跨领域团队、在战略层面运用设计、驱动系统性变革的“架构师”与“策动者”，而不仅仅是执行层面的设计师。

尤为关键的是，这场改革直面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设计行业的颠覆性冲击。当生成式AI能够瞬间产出海量方案时，设计师的核心价值必须被重新锚定。同济的“艺工融合”布局，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工业设计”和“视觉传达+AI”双学位项目，让学生精通技术，成为AI的“驾驭者”；而通过“艺术设计学”，则专注于培养学生掌握AI难以企及的批判性思维、系统洞察、伦理判断与战略构想等能力。这确保了未来的设计师将是与AI协同共进的“指挥官”，而非与之竞速的“画图员”。

展望未来，这场改革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多维的。同济通过“一体两翼”（设计人文与设计技术）的布局，以及“设计四秩序”（符号、物、行动、系统）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深度融合的“操作系统”。它让学生理解，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新的创作媒介和思考维度；而人文社科则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和价值判断。这种融合将催生既能驾驭前沿技术（数智化），又能进行深刻价值思辨（绿色化、融合化）的新一代设计创新。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获得的将是一条从“技术专才”通向“战略统帅”的个性化成长路径，职业生涯的韧性与天花板被极大地提升。对于学科建设而言，同济正在尝试从西方设计教育模式的“优秀追随者”，转变为能够定义未来设计教育“中国范式”的先行者。而对于整个设计行业，此举将助推设计角色从产业链末端的“服务提供者”向价值源头的“创新策源地”进行关键一跃，从而重塑设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话语权。

同济大学的改革，如同一份掷地有声的宣言。它告诉我们，未来的设计教育，将不再局限于传授固定的技能，而是转向培养一种能持续进化、跨界整合、并富有责任感的“系统创新素养”。未来的设计教育和设计师，需要均衡的多进行跨学科之间的合作，以此填充综合分析的素养和技能，同时未来的设计教育和设计师，需要以科学和研究作为基础，为了服务全人类，必须掌握基于道德和关爱的人际参与的本领。这不仅是同济自身的发展抉择，更是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设计教育，描绘了一幅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未来路线图。

1.介绍装饰即罪恶的出处、历史背景、意义

2.装饰与设计的关系，装饰真的是罪恶吗，为什么

3.当前时期的装饰需要注意什么、装饰及罪恶带来的思考

正文

“装饰即罪恶”是 20 世纪初期现代主义先驱卢斯提出的设计口号，它一经提出便成为现代主义运动强有力的 口号之一。它既是现代主义设计的奠基性思想，也是一把需要被不断重新审视的标尺。在当代设计呈现出高度多元化、情感化和技术驱动特征的今天，重新探讨这一命题，不仅是对设计历史的回顾，更是对设计未来方向的深刻思考。

这一观点源于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在190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装饰与罪恶》。卢斯并非笼统地反对一切美观，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离功能、为装饰而装饰的设计风尚，特别是“新艺术运动”中繁复、矫饰的曲线风格。卢斯将装饰与社会的文明程度挂钩。他认为，原始部落习惯于在身体和器物上施加装饰，而现代文明人则应追求理性与纯粹。因此，滥用装饰是一种文化上的“退化”和“犯罪”。他更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通过昂贵的、手工的装饰来炫耀财富，这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审美趣味的虚伪。

随着工业革命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卢斯认为，机械生产的器物如果再去模仿手工时代的装饰，是虚伪且不必要的。设计应该拥抱工业时代的特性，展现出材料、结构和功能本身的美。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它为即将到来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如包豪斯主义、国际主义风格）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形式追随功能”、“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基础。它倡导的简洁、理性、民主的设计，使得高质量的设计得以通过工业化生产普及大众，而非仅为权贵阶层服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现代化进程。

卢斯的观点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实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则忽视了设计的复杂性和人性需求。首先，装饰与设计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设计不能不要装饰。在当前设计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已经得到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  只有单一物质功能的工业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了，美观、实用的产品才是当前阶段大众的主要消费诉求。要满足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经济实用的产品的诉求,  装饰与功能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装饰作为功能的延伸,  作为精神功能或审美功能，就成为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 菲利普·斯塔克设计的“外星人”榨汁器，其榨汁的“物理功能”备受争议，但作为一件餐桌上的“社交催化剂”和令人愉悦的“艺术摆件”，其情感功能和叙事功能极其成功。这里的“装饰性”形态，本身就是核心功能。由此看来，当装饰能够有效提升用户体验、传递情感、讲述故事时，它就不再是多余的“罪恶”，而是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功能”。

其次，卢斯反对装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浪费劳动力”。在现代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大量的生产制造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大众的需求。任何与功能无关或不相干的 装饰性的设计都是不被认可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参数化设计、3D打印、数控加工等数字制造技术成熟的今天，复杂形态的生成与制造成本已大幅降低。设计师可以像“打印”一张纸一样“打印”出极其复杂的结构。例如 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的作品，其流线型、充满动感的形态在卢斯看来无疑是“装饰过度”的。但这些形态是通过算法生成，与结构、空间和流线设计浑然一体，是技术美学的体现，而非后期添加的虚伪装饰。且消费者诉求也随着物质丰富而变化，当前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足以支撑起生产制造个性化的、有丰富变化的、具有装饰意味的产品，人们需要这些充满个性化与装饰性的产品。在此意义上，装饰也是当前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前历史背景下,装饰不等于罪恶。

再次，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装饰一定程度上为工业产品创造了高额的附加价值,为企业创造了经济利润。工业设计之父雷蒙德·罗维 的早期成名作，完美诠释了“设计即经济效益”。当时，格斯特纳公司请他改良一款外形笨拙的复印机。罗维并没有对机器的核心功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通过一个简洁、整体化的外壳，将杂乱的电线和机械结构包裹起来，赋予了它一个流畅、现代的全新外观。这款“装饰性”的外壳设计，成本极低，却使产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销量猛增。这个案例说明恰当合理的装饰本身就能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它通过提升产品吸引力直接转化为利润。

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装饰的形式应当是简洁的、适度的，仍然应该是建立在设计的使用功能的基础之上的。它不能抛弃产品的使用功能的根基。如若不然,设计又会陷入为装饰而装饰的泥淖,走上装饰主义的老路。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问题， 不论在任何时候，设计的核心都应是真诚地解决问题，而非陷入形式的自我陶醉。

综上所述，“装饰即是罪恶”的口号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它的提出体现了科学技术、人的需求与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装饰不等于罪恶，它是设计作品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为了装饰而装饰时，装饰才可以说是罪恶的。在当代设计中，我们不应简单地拒绝或拥抱装饰，而应建立新的准则，让装饰升华为一种有意义的“表现”。

题目：设计如何帮助企业提升商品附加值

框架：一、商品附加值

是什么，商品附加值对企业、对消费者、对国家的作用/重要性，企业有哪些提升附加值的手段

二、设计如何帮助企业提升商品附加值

1、功能创新与用户体验

2、美学价值与情感链接

3、品牌识别与信任溢价

4、差异化竞争与市场定位

5、可持续发展与伦理价值

三、总结全文，说明设计对提升商品附加值的重要作用，及未来该怎么做

正文：

商品附加值（Added Value）是指企业通过生产过程、技术创新、营销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在产品原有价值基础上新创造出的价值增量。它本质上是商品最终价值与原材料、中间产品等初始成本之间的差额，反映了企业真正的价值创造能力。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附加值是企业利润的核心来源，高附加值产品能带来更丰厚的经济回报；其次，它是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帮助企业摆脱同质化价格战；再者，从宏观层面看，高附加值产业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竞争力。企业提升附加值的传统手段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塑造、营销策略和服务优化等，而设计，作为一种整合性战略工具，已愈发成为驱动附加值提升的核心引擎。

设计并非简单的美化，而是一个系统的价值创造过程，它通过以下多维路径全方位地塑造并提升商品附加值：

一、 功能创新与用户体验

设计通过优化产品功能、交互流程和使用体验，解决用户核心痛点，奠定附加值的实用基础。功能价值是附加值最根本的来源。苹果公司的产品就是功能与用户体验设计的典范。从iPhone的多点触控交互到MacBook的一体化机身，设计确保了尖端技术能以最直观、愉悦的方式为人所用。用户支付的溢价，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卓越体验的认可。这体现了现代主义设计“形式追随功能” 原则的升华——形式追随的是体验和情感。

二、 美学塑造与情感共鸣

卓越的视觉设计能直接触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和购买欲望，将产品从“实用物”升华为“欲望对象”，创造巨大的情感附加值。意大利阿莱西（Alessi）公司将普通的家居用品（如开瓶器、水壶）打造成极具雕塑感和叙事性的艺术品。其传奇产品——理查德·萨帕设计的9090水壶，因独特的哨音功能和戏剧化的形式，成为设计博物馆的收藏品。用户购买的不仅是烧水功能，更是一件艺术摆件和话题谈资，美学带来了极高的情感溢价。

三、 品牌建构与身份认同

设计是构建品牌识别系统（VIS）的核心，统一的视觉语言（Logo、包装、色彩）能传递品牌理念，构建信任，使品牌本身成为价值的保证。最典型的无印良品（Muji） 通过“空”的设计哲学——简约的包装、中性化的色彩和回归材料本质的产品设计，成功塑造了“反品牌”的强大品牌形象。它代表着节制、环保和生活智慧，吸引了大批认同此价值观的消费者。其附加值正来源于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而非产品logo。

四、 差异化定位与市场细分

在设计驱动下，产品可以打破现有市场格局，瞄准特定社群需求，开辟新的蓝海，获得垄断性定价优势。例如特斯拉电动汽车，其附加值不仅源于电池技术，更来自颠覆性的设计：极简的内饰、巨大的中控屏、自动驾驶功能的可视化UI设计以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这套完整的体验设计语言，将特斯拉与传统汽车区隔开，定位为“来自未来的智能终端”，成功吸引了科技先锋用户，避开了与传统豪车的正面竞争。

五、 可持续与社会责任

绿色设计、循环设计等前沿理念，通过使用环保材料、设计可拆卸结构和延长产品寿命，回应了现代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期待，构建了具有道德关怀的“绿色附加值”。例如帕特户外品牌不仅设计高性能服装，更通过“Worn Wear”计划鼓励修补和回收旧衣。其产品设计本身就考虑了耐用性和可修复性。这种将社会责任融入设计DNA的做法，深深吸引了环保主义者，其附加值来源于消费者对品牌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

综上所述，设计在提升商品附加值的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战略角色，它已远远超越了形式美的范畴。它通过功能、情感、品牌和伦理等多重维度，系统性地将基础产品转化为一种综合性的价值体验，从而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差异化优势，获取品牌溢价。

从宏观视角看，设计是将 “中国制造”推向“中国创造” 的关键转型力量。它通过注入创意、文化和科技，推动产业从价值链底端的加工组装，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溢价的高端攀升。一个设计驱动的企业，往往也是创新活跃、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崇尚设计的国家，必然在全球经济与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将设计置于企业战略的核心，不仅是提升单件商品附加值的有效手段，更是构建长期品牌资产、引领产业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设计，最终设计的是价值，是体验，更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