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所学专业，如何理解古代中国的造物经营以及西方设计的概念，对当代有何启示

1论点-中西方历史共通性为当代设计的全球对话与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利用国际视角服务于当代设计20%

2中西方设计思想史的共同点-意识形态15%-技术驱动15%-“形与用”15%

3中西方融合现实-专业启示-现实-态度（扬弃）30%

回顾往昔，在历史长河中，中国设计和西方设计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在演变中各自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与美学价值，散发出璀璨的人性智慧之光，构成了多元丰富的世界文化历史。即便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险阻，譬如战争、灭亡、黑暗、不被重视，还是从满足基本需求的生存需求之后，设计这一实践行为便在亚欧大陆以悄然无声的姿态蓬勃发展，直至今日，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世界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如何正确地继承弘扬传统设计，批判地学习西方设计，两种文化如何对话与融合已经成为当代设计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身为新时代的设计人，我们应当“通天下而一气耳”。

中西方设计文化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用艺术的语言去创造周围的世界。中国的造物经营源于早期先民人为地设立计划并按照计划行事，随着艺术语言的丰富，各种物质产品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设计理论著作《考工记》就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的论述；西方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们对于美的观察总结和追求，秩序均匀的帕特农神庙，想象丰富的几何纹样陶，最早的建筑史论专著——《建筑十书》无不彰显了深刻的艺术性语言。

分析中西方设计历史，不难看出工艺创新与技术进步是设计最大的驱动力，他们犹如星星点点的燎，只要往时代的火盆中投入一点，便会引来熊熊烈焰。从中国的商朝开始，妙手偶得的合金制品取代了传统的陶器，带来了祭天祭神，人们不再只是担忧能否吃饱穿暖，而是有了更高的身份归属和精神力量的追求，对于金属冶炼技术的掌握和原料配比的熟练更是造就了愈加精美的青铜器物——分筑合筑共同运用的司母戊鼎、失蜡法造就巧夺天工的曾侯乙铜尊盘、因材施就的六齐冶炼法。青铜器也就从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而西方对于这一特点的体现更是不容小觑，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珍妮纺纱机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都给当时落后不匹配的艺术设计沉重一击，繁琐复杂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维多利亚装饰已经不再能够适应玻璃混凝土等新材料的要求，人为矫饰的设计风格也已经不能够满足大批量化生产的本质，故而，现代设计带着极简的形式、良好的功能滚滚而来。

对于“形”与“用”的探索占据了中西方设计史极大的成分，西方最早的艺术设计理论专著《美的分析》就提出了洛可可风格当中线条特征的视觉美和以实用性为特点的理性美，可见当时的艺术家荷加斯就已经以先觉性的目光区分出形与用的特点；这不仅是简单的对于形式思考的态度问题，反而决定着后世对于美的价值判断。承续皮金的思想，拉斯金和王尔德对于美是否与道德相关的争论更是将艺术与技术相互作用的部分扩展到道德层面，引起了社会对于工业艺术的注意。而中国传统造物设计中似乎是更温和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大多数的器物都兼具二者的考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孔子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辩证论断，器物的材质功效要和精致的外观相和谐统一，而不能厚此薄彼；道家在创作似乎更是强调心斋，“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不必过多考量技巧，也不必极尽所能创造美的形式，反而“解衣盘礴”“技艺合道”。

那么如何在当代的语境之下将二者运用到设计之中难免被看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诚然，融合中西方文化是动态的、双向的过程，既要尊重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带来的巨大差异，又要在共同点上找到契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受到儒道佛三教的影响，加之不同时代对于儒教的注解—玄学、实学、理学，强调公序良俗、和谐、自然。而西方根植于古希腊古罗马对于人的尊重，启蒙思想和基督教的教义，更多地注重个人、理性和科学。尊重双方的价值观而不是一味地消解差异，可能是中西方文化的起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师应当是后现代著名的建筑大师-贝聿铭，他站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尊重西方传统而设计出的作品—苏州博物馆，就是在现代建筑手法中融入了江南传统建筑的白墙灰瓦。还有日本建筑师隈研吾，他设计的中国北京长城下的公社，将传统的木材石材和简约的现代建筑形式相结合，展现了全球化的设计语言。法国奢侈品爱马仕旗下的Shang XIA 品牌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木工、漆艺、丝绸元素与现代简约风格结合，体现出独一无二的设计艺术面貌。这样的设计师与设计语言正是当代设计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对某一个文化的照抄照搬，成功的设计是包容性和灵活性的艺术表达，我们应当立足当下，讲好当代的故事。